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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的实然运行与应然走向
-以“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为视角
作者:詹亮  发布时间:2018-05-05 13:24:31 打印 字号: | |
  摘要:“法治化”与“腐败犯罪”正负“合力”催生新的反腐利器-“网络反腐”,其在突破传统反腐手段的同时亦完成对“特色反腐路径”的开辟。然则,“网络反腐”虽呈现相较于传统反腐的优越性,但因其自身所存续的“固有缺陷”及相关法律规制的缺漏,从而阻碍“利器”正能量的释放,甚至冲破规制界限而沦为呈现负面效应的“凶器”。面对“利器”与“凶器”的反腐呈现,“褒扬”和“质疑”相伴而生,然而无论基于何种“评价”考量,“网络反腐”法治化应成为理智之选,亦有如此,“网络反腐”才能够在“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中实现由“伤人凶器”向“护民利器”的完美转变。

  关键词:网络反腐;肯定;质疑;法治;制度

一、“网络反腐”运行现状:“肯定”与“质疑”相伴生

  (一)“肯定”源于“天成优势”-亦即“网络反腐”的必要性

  “网络反腐”受益于网络介质和虚拟网络空间,相较于传统反腐模式其优越性即是“天成”,亦是“无法比拟”。

  1、“隐匿性”确保“安全性”。网络反腐的“隐匿性”主要是针对监督主体身份而言的。传统反腐模式下,被监督者在察觉不利于己的信息或传闻时便会采取应对措施,或者“进行掩盖”,或者“干扰举报甚至对监督者进行打击报复”[ 张涵之:“网络反腐的缺陷及其完善途径”,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6期,第148页。]。然则,监督者在虚拟网络空间中便不存在“后顾之忧”,在出于或者“不便公布真实身份”,或者“避免受到打击报复”等不安因素的考量,其可以放弃“实名”而选择“匿名”以降低发布信息、举报贪腐的风险,从而保证“反腐安全”。

  2、“快捷性”衍生“高效性”。传统反腐模式下,公众参与或监督社会生活皆需要一系列严格或者繁琐的程序,然则,“网络反腐”凭借网络介质的“普及”与“速度”排除“阻碍性程序”限制,从而畅通网络监督信息传播渠道和监督信息反馈渠道,诸如网上留言、博客、论坛等涉及反腐的信息“一旦放在网上便成为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引发蝴蝶效应”,“其既能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于案件调查,又能震慑腐败分子,亦能督促专门机关进行公正按期处理”[ 王飞娜:“网络社会下的反腐新思考”,载《今日南国》2010年第11期,第132页。]。

  3、“广泛性”彰显“民主性”。“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26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较2012年底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较2012年底增加约4379万人,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65亿,较2012年底增加908万人[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3年7月17日发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网络主体规模的扩大及其普及性的提高势必促进潜在“网络反腐”队伍的壮大,在“虚拟网络世界”(“在万维网上,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在虚拟现实中,乡巴佬心理消失了,这里没有首都,没有长官,没有垄断,也没有国家和政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676页。]”)的庇护下其亦获取平等的“参政议政”地位,继而“褪去对权力的惧意,畅所欲言[ 张雷:《政治学原理》,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以实名或者匿名的发布批评建议以揭露腐败,实现其政治民主权利。

  4、“透明性”力挫“垄断性”。“网络反腐”的透明性主要表现为反腐信息的可见性。一则,政府在反腐过程中可以通过门户网站把相关政务信息(如财政收支、公车使用、考察路线及费用等)及前沿信息(如反腐案例、法律法规等)置于“阳光”之下,在接受监督的同时防止“霉变”;二则,网民凭借网络介质将举报信息、检举意见等完整呈现,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外来力量均可参与分享、讨论、检验、传播,在增强反腐力度的同时消弱甚至打破官方信息垄断。当然,“网络时代,要封锁某信息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且由于网络的弥散性,在意愿的存在前提下,几乎人人都可以获得政治信息[ 蔡翠红:《网络信息与国际政治》,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信息”将不再成为某方的专利,“信息垄断”终将被“资源共享”所打破甚至湮灭。

  5、“直观性”促成“互动性”。“网络反腐”融声音、图像、文字、动作等于一体,从而把反腐信息或举报材料以更加直观、立体、生动的证据形象呈现在政府和网民面前,取得更高程度的关注。此外,相较于传统反腐模式的“单向性”和公众的单纯“受众地位”,“网络反腐”下公众可以直接参与其中,并通过论坛、博客、QQ等公众自由交流平台发表观点和言论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网络的快捷也使公众信息反馈和政府对问题的回应速度大大加快[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之间通过网络平台的零接触,在资源共享、讨论交流的同时实现“良性互动”。

  6、“廉价性”催生“普及型”。“网络反腐”因其“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官僚作风的阻挠,没有传统那种‘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的机制特性被视为“最廉价的监督[ 傅达林:“聚焦‘网络反腐’”,载《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3期,第44页。]”,网民无需再“耗费精力和财力上访或采取暴力冲突等过激行为”而仅需要轻轻点击鼠标形成强大“社会压力与舆论攻势”便能够在“政府的主导参与”下达到举报监督之目的,诸如河南“灵宝帖案”从媒体曝光起算前后不到10余天,灵宝市公安局即能认识错误并追究相关责任人[ 齐宜光、宋捷:“关于网络反腐的思考”,载《沈阳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24页。]。

  (二)“质疑”生于“固有缺陷”-亦即“网络反腐”的尴尬

  “网络反腐”作为新时代的产物,虽在防治腐败中“扩大了监督主体,丰富了监督方式,提高了反腐效率,保护了举报者的人身安全”,然则制度的生成与运转并非皆是完美,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反腐”亦是如此,其自身也潜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缺陷。

  1、“虚拟空间”留存信息“真伪难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保证了“网络反腐”的安全与效果,网络世界的开放性亦保证了网民的数量规模与实质参与。然则,亦是基因于此,网络空间内的“文字、形象和声音都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形成了另外一个时空概念”。受制于此,信息举报者或者建议提出者或者跟帖者其所反映的直观证据不能排除“为泄私愤的污蔑与诽谤”、“为博关注的炒作与煽动”、“为赢私利的放纵与松懈”,同时基于网民素质的良莠与网络运营主体的能力不及,真实信息、虚假信息或者半真半假信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致使网络虚拟世界中所呈现的信息资源“真伪难辨”。

  2、网络呈现“被工具化”趋向。网络的“被工具化”是相对于“工具化”而言的,“工具化”是工具手段的“良性”选择或者利用,“被工具化”则是对网络介质的“恶性”或者“非健康”选用,其主要表现为:其一,“网络反腐”过程中,尤其是“人肉搜索”的“私刑化”趋向,网民监督屡次逾越“监督举报权利”界限,对受监督主体及其亲人、朋友的合法私权,诸如隐私权、名誉权等造成“附带侵害”,更有甚者由舆论监督转化为“网络暴力”。其二,“网络反腐”隐匿性所释放的“负能量”呈现,即网络成为部分极端网民造谣、诽谤及报复的平台或者工具,包括国家政府、受监督者及其关系人等在内皆成为受害者。

  3、法律与制度规制缺漏。“网络反腐”虽备受网民追捧,被奉为“反腐利器”,但是不可否认其法律规制和制度设置已然滞后。其一,法律规制缺漏。当前,涉及网络举报、监督及反腐的法规或者条例均成散发状态,诸如举报人保护法等对其运作体系、工作流程及反馈机制等统一法律规制并未形成,因而陷入缺乏系统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尴尬”。其二,配套制度不完善。“网络反腐”作为新生事物,诸如“‘网络安全维护、举报人的保密和保护、举报网站的监管、政府信息公开[ 郝敬京、梁斌:“关于网络反腐的法律探究”,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第3期,第81页。]’、官民反腐对接、信息资源整合”等机制势必滞后,以致于“网络反腐”呈现“此地重视,彼地漠视”、“此地高效,彼地平淡”的局部性与片面性格局。基于此,完善“网络反腐”配套制度势必成为理智之首选,当然,制度规范应避免“恶法亦法”的损益设计,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4、“泄密风险”或阻碍“反腐进程”。“网络反腐”凭借其公开性和快捷性备受网民推崇,其亦因此而造成信息和证据的过早暴漏与公开,在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反复焦灼,尤其是以贪污贿赂为代表的职务性犯罪呈现高智能、高隐蔽的情势下,借助网络平台大张旗鼓地散布反腐信息、线索及证据材料,无疑为被监督举报者提供“事先串供、销毁证据、转移财产、打击报复等”的时间和空间为其赢得“主动”,在阻碍或躲避侦破查处的同时亦让监督举报主体难脱诽谤诋毁之嫌。

  5、舆情非理性态势“遥控”司法公正。“网络反腐”多集聚“舆情”,理智的、中立的、全面的舆情自然释放促进司法公正的正能量,非理性、偏颇的、片面的舆情亦当然成其为司法公正的绊脚石,更有甚者成其为司法公正的“遥控器”,诸如“许霆案”、“药家鑫案”、“彭宇案”等等,皆因受制于“舆情压制”而影响公正呈现。网络媒体对司法的介入固然能够形成对公正调判的外在监督,但这样的监督应限于理性界限,对于问题的意见和看法亦应实质分析而不应停留在表象,更不应脱离网络而引领群体性攻击或者压力,从而干扰或者牵制司法审判,充当“舆论判官”。

二、“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特别效应”的双向理解

  (一)“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又称“台球效应”,它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人肉搜索”↔“隐私保护”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的“蝴蝶理论”对“网络反腐”效应,即“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效果之明显”作出完整诠释。然则,“蝴蝶效应”之下的反腐是“正负”双向集合,顾此必然亦不能失彼。“网络反腐”受“注”于2008年,自始至今从“天价香烟局长周久耕”到“微笑局长杨达才”,再到“不雅视频书记雷政富”及不胜枚举的“房叔、房妹、房姐、房姨”们,无不昭示着“反腐”的成功及对“人肉搜索”的推崇,但是“反腐”屡屡侵害当事人自身,抑或其亲人、朋友等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亦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网络反腐”下的“人肉搜索”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已然偏离了制度设计之初衷,即呈现“一种权利”对“另一种权利”的侵害,然则“即便是真正的腐败分子也有其人格尊严隐私权”,易言之,“网络反腐”虽承载更多“正能量”份额,但其不能随意践踏乃至湮没受监督主体及其关系人的那部分“正能量”余额,否则势必陷入“专横”或者“暴政”。

  (二)“寒蝉效应[ “寒蝉效应”是指人民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国家的刑罚,或者必须面对高额的赔偿,不敢发表言论,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噤声一般。寒蝉效应的发生将导致公共事务乏人关心,被视为过度限制言论或者机会自由的不良后果。]”:“报复威胁” ↔“举报保护”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曾作了一项“你认为自己有举报腐败的义务吗?”专题调查,统计显示:“如果人们见证了腐败行为,36.4%的人表示会去举报,34.6%的人表示会视情况而定,17.7%的人则表示不举报,另外11.4%的人表示只有在涉及自身利益是才会举报”,然而在表示不举报的人群中“36.4%的人因担心石沉大海而得不到反馈而不举报,34.9%的人表示因担心被报复打击而不举报,剩下22.6%的人或者因举报没有结果或者因不知道有效举报渠道”。此项调查数据虽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网络反腐”的具体状况,但是一个总的趋向是清晰可见的,即“不举报或者潜在不举报人群数量基数较大,其中因担心被打击报复而不举报或者潜在不举报的人群亦占据较大比例”。网络反腐在“寒蝉效应”的影响下由“滚热水”蜕变成“半温水”,此亦是完善制度规范以强化举报人保护之深层诱因所在,然则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或者保密并非偏袒,而是为公民合法参政议政提供切实保证,对于网民非理性的诋毁或者谩骂等侵权行为亦会予以同等追责。

  (三)“脱节效应[ “脱节效应”是指原来联系着的事物失掉联系,或者原来应该联系的事物没有联系,喻指“一个环节出了毛病,整个链条都不结实”。]”:“民间高调” ↔“官方严谨”

  “网络反腐”作为惩戒腐败的全新方式,其主要以两种运转形式呈现,即“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其中“前者是指“‘由官方的反腐机构建立网络反腐平台,接受组织和个人的举报或投诉,从而进行反腐斗争’,后者是指‘借助于民间网站、论坛、邮件等网络平台,将举报人收集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通过实名或匿名的方式公开,以起到公众监督的作用’”[ 蔡翠红:《网络信息与国际政治》,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受限于不同的监督主体和网络介质平台,“官方”与“民间”呈现不同的反腐态势,即“官方反腐”归属“硬监督-强制性”,其运行须受制于严格的程序和规定,继而“严谨”;“民间反腐”归属“软监督-妥协性”,其运行无须遵循琐碎程序和严格规制,从而“高调”。基因于此,“官方”和“民间”反腐对彼此的态度亦呈现“情绪化”,即“官方”压制或者漠视“民间”,而“民间”质疑或者抨击“官方”,从而陷入误解与不解相交织的“尴尬”。立足于此,单纯的肯定或者否定已然不足以化解矛盾格局,若要“网络反腐”呈现良性、持续运转,还需要探索“官民反腐”的有效衔接,形成拒腐防变的“合力”。

三、“网路反腐”规制路径的理智之选-“法治化+制度化”

  (一)完善“网络反腐”立法

  当前,虽然我国相继出台系列涉及反腐内容的法律法规,诸如《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但是受制于其规制的散发性或者碎片化,“网络反腐”的法律化程度依然相对较低,甚至陷入呈现“法律空白”的尴尬,此亦成为“网络反腐”最大的硬伤。因此,为保证“网络”介质在反腐中作用的充分发挥,亟需完善“网络反腐”专项法律法规。

  1、确保正确的“立法理念”。“网络反腐”平台所呈现的文字信息、图像、视频等均是公民“言论自由”与“监督权”的宪法权利体现,因此“网络反腐”立法首要任务即是充分保障公民的此项宪法权利,因为只有将公民的权利上升到宪法高度才能有效避免地方立法对网民“把粪”的无因限制和无据追责。当然,“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 白龙、张洋:“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专家学者谈网络谣言的危害及其治理”,载《人民日报》2012年4月18日第1版。]”,易言之,“言论自由和监督权”不应该是非理性评论得以豁免的保护伞,公民在享受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亦应该承担社会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克制或抵制网络谣言,根除非理性评论存续的土壤。因此,“网络反腐”立法应对公民言说评论以适当的界限规制。

  2、厘清合法与非法的“立法界限”。“网络反腐”专项立法应合理划清“知情权”与“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的内质性界限,尤其是以“人肉搜索”为典型的反腐形式或言论表达形式。“‘人肉搜索’的正当性来自它的公共监督功能,对于履行公共监督职能的“人肉搜索”,法律应当豁免其责任[ 王涌:“隐私的界限:公共监督与人肉搜索”,载《法制日报》2009年2月26日版。]”,易言之,网络虚拟空间中偏离“公共监督职能”的评论或举报信息则应予以适当的限制或者禁止,对于情节严重的“恶意中伤、散布虚假信息、打击报复行为”等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非法行为应在追究法律责任的同时加重处罚。

  3、建立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网络反腐”受制于法律规制的缺漏而催生合法与非法的混合杂糅,导致诸如“蝴蝶效应”、“寒蝉效应”、“脱节效应”下的双向运行尴尬。因此,诸如《举报人保护法》、《新闻监督法》、《证人保护法》等实体法律规范的制定步伐应予以加快,且所涉及的司法权利与义务、司法预防和司法救济制度等均应予以细化或者格化(即制定合理、正当的网络反腐法律程序,从而发挥其对法律行为的“抑制、导向、缓解、分工和感染[ 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等五个方面的作用),实现“碎片化”向“系统化”、“无序化”向“程序化”、“机械性”向“灵活性”的转变。当然,基于“网络反腐”的特质,立法规制应在尊重网络自律的基础上侧重引导性立法而尽可能少地采用管制性立法,以免损害网民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及潜在能量的发挥。

  (二)构建网络反腐信息资源整合对接机制

  “网络反腐”举报信息资源整合机制伴随《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1996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全文共计9章65条。]等规制而趋于完善,同时中纪委和最高检亦在网络监督新模式进行不懈的探索,然则在“官方”和“民间”反腐的双重模式下信息证据资料呈现“覆盖面广、信息量大、管辖跨度大”等特点,在网络收集、分类、筛选、审查技术和不同部门重视程度和处理方式存有差异的情势下,诸多有价值或者潜在价值的信息频频流失,尤其是“民间网络反腐”所呈现的信息数据更是得不到“官方”重视,赚不到“观众”眼球而胎死腹中。因此,“网络反腐”下应不断整合网络信息资源,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建立网络举报综合信息受理、收集、筛选、审核和反馈机制,尤其是“民间反腐信息”向“官方监督平台”的传输和受理、反馈机制,真正为网民开通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形成“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和联动。

  (三)完善举报人“关联性”机制

  “网络反腐”涉及举报人的制度主要包括举报人保护机制、举报人举报激励机制和举报人恶意举报惩罚机制,其中前两项是积极性或权利性机制,后一项是被动性或义务性机制。

  1、积极性或权利性机制-举报人保护与激励机制。完善“网络反腐”举报人保护与激励机制是“公民参政议政”之宪政价值的体现,更是反腐法治化建设的内质性要求。其中,“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基于网络举报人避免因举报行为而遭受不幸的“预防性”考量,因此,对举报人身份信息的保密和对举报人提供信息证据资料的妥当处理应成为“保护制度”完善或者落实的关键,同时在严防举报人身份信息(尤其是实名举报人)泄露和举报信息证据材料被非正当目的摘抄、复制、扣押或销毁等环节应同步启动救济程序和问责程序。“激励制度”的完善则是基于调动既存或潜在反腐举报人从而构筑绵密举报网络的“助推性”分析,因此,在消减甚至清除举报威胁的同时应强化对提交信息证据材料属实的举报人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七章《举报奖励》,第57、58、59、60、61条。]。当然,对举报信息证据材料的程度要求可以适当放宽,并非必然要求“被举报人构成犯罪”,举报人所提交信息资料只要对案件侦破或腐败揭露具有较大积极意义的即可以给予奖励,相对应额度可适当降低,因此,为保证激励制度发挥实效应注重“细化奖励标准,增加奖励方式,福安对宣示性、政策性、不具备操作性言辞[ 孔令兵:“论网络反腐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载《岭南学刊》2012年第2期,第83页。]”。此外,在完善举报人奖励制度的同时亦应建立举报人补偿制度,此主要目的即是对举报人在反腐过程中做出贡献并支出一定成本做适当的补充,以保证举报人反腐成本最低化。

  2、被动性或义务性机制-举报人恶意举报惩罚机制。法律学者王琳曾言:“在传统的反腐模式下,反腐败和腐败一样,也被‘特权化了’”,然则“网络反腐”新形式逐渐将这一“特权”分离乃至融化,尤其是“民间反腐”彻底打乱了“特权化”的反腐模式设计。当然,“网络反腐”受制于己身的不足而催生诸如污蔑、诽谤、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此一则应赋予受害者或被举报者依法寻求救济以追究举报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并不因为其‘举报反腐’就拥有了道德优越感,并享受特殊的法律豁免权[ 金泽刚、吴亚安:“民间网络反腐现象的法律思考”,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41页。]”;另则,网站作为媒体介质,若因主观过失而刊载不实、侵权甚至危害国家公益的言论,受害者在依法追究举报者法律责任的同时亦可要求涉案网站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四)提升网络反腐主体的综合素质

  “网络反腐”受制于主体间层次、知识水平等的差异,诸如虚假信息、报复陷害、污蔑诽谤等“不良副产品”影响并打破网络传播秩序。基于此,处于“网络反腐”关键环节的“人”的因素亟待解决,而要解决“人”的问题,其核心即是“素质提升”。“网络反腐”下的主体应理解为广义的,即包括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网民、政府工作人员。其一,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应不断增强社会使命感,遵守职业道德,排除“权力”等各方入侵势力的干扰,在不侵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向社会和民众呈现最公正、客观、全面、真实的举报信息。其二,网民应不断提升法制观念和反腐意识,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监督权,在增强反腐积极主动性的同时应理性、客观地呈现举报信息证据材料,自觉纠正或抵制歪曲、虚假信息;网民应提升反腐技能和自我保护的技能,提高对信息证据材料的收集、甄选、辨别能力,变通适用信息反馈的渠道和方式以避免信息证据的过早暴漏或者流失等。其三,政府工作人员亟应不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政策理论水平,增强“反腐应对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同时强化“官方”与“民间”反腐的协同,正如奈斯比特说言:“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对待,因为最重要的是消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官民”互动能够形成“反腐合力”,更是通过双向沟通在“信息分享”中实现彼此互信和互助。

  (五)积极推行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络反腐“模式下的作用是双向的,即一则,公开信息能够解决”官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将政府信息置于阳光之下,公众知情权及诸如监督权、批评建议权等关联性权利亦能够得以实现;二则,公开信息能够对谣言蜚语作出及时澄清,亦能对网民进行引导和规范,以维护网络反腐的稳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绝对多数信息的“持有者”应积极建构电子政务系统,逐步实现政府办公无纸化,通过门户网站对其所掌握的信息,诸如政府文件、通知、公告等,特别是涉及民生问题、反腐败问题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重大决策和事项予以公开;同时应完善政府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机制,对网民所提交的举报意见和建议的处理进度、程序和结果应予以及时公布,对谣言蜚语或社会敏感话题进行澄清解释和引导,及时化解民众疑惑,协调矛盾冲突。实践证明:“网络谣言的背后,都有信息发布不够透明的阴影,每一则谣言引发的社会风波与动荡,往往伴有政府信息发布滞后的现象[ 王银梅:“网络谣言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法治化治理”,载《社会建设》2012年第5期,第70页。]”,因此,网络谣言应止于智者,更应止于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发布。

  (六)构建网络反腐自律性机制

  “网络反腐”模式下的权利过限行为的控制虽然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的硬性规制,但是正如王眉博士所言:“以自律求得更大自由,这样才能在充分发挥网络匿名的优势基础上,避免匿名带来的名誉隐私侵权伤害[ 王眉:《网络传播中的名誉侵权问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因此,“网络反腐”不规范行为的遏制必须依托自律机制的完善。“网络反腐”自律性机制应以诸如“网络反腐”协会等自律性组织为依托,受制于网民规模和散状分布构建全国性的“网络反腐”协会的难度过大,然则立足在省级行政区划之下的若干大中城市组建该种性质协会具有可行性和实践可操作性。作为专业性的“网络反腐”自律性组织,应当“选举组织机构,制定协会章程,设置网络信息员或观察员,负责辖区内腐败案件的跟踪、观察及调查,负责对所收集信息证据材料的筛选、审核、整理、披露,负责与纪检监察机关或检察机关的对接或联动[ 参见谭世贵:“网络反腐的机理与规制”,载《党员干部参考》2009年第7期,第28页。]”。
责任编辑: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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